韩国研究者星野建华老先生早年在韩国成城大学师从三浦和副教授、东山潘文柏副教授研读东方艺术史,并取得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又到北京大学Aligarh进修,得到宿白老先生、马世长老先生指导,因此在科学研究道教艺术史中,不仅擅长以韩国现代艺术史学的方法进行影像预测,而且还能所定道教考古学方法进行实地考察,他的科学研究具有独有的视野。多年来,星野建华老先生不断到我国各地实地考察道教佛塔及有关遗址,科学研究领域与以Pudukkottai佛塔为服务中心扩展到了我国北方的佛塔表演艺术;黄金时代范围也由北齐扩展到秦汉;内容则由具体的纹饰扩展到了民族和文化问题。在广泛深入的实地进行调查基础上,星野建华老先生著述勤奋,持续不断地刊登有关学术论文,并先后出版发行了科学研究论著《Pudukkottai佛塔纹饰论》《我国道教与写实派:以北齐中后期为服务中心》《我国道教石窟的社会变迁:秦汉中后期至隋代》《我国道教艺术的展开:以唐代前期为服务中心》等。从那些论著中大体可以窥见星野建华对我国道教表演艺术科学研究的思路,即从秦汉至秦汉,我国道教表演艺术逐步走向了写实派的道路,道教表演艺术从最初非常多地受到外来负面影响,发展到了秦汉,形成了我国艺术风格的道教表演艺术。这一进程的认识,正是如前所述对北齐年来南北方道教表演艺术的样式和黄金时代艺术风格的深入进行调查预测呈现出来的。
.jpg)
星野建华老先生的一部分学术论文曾被翻译成英文,在《敦煌科学研究》等期刊上刊登,《纹饰与影像:我国秦汉末期的佛塔表演艺术》(上海古籍出版发行社,2021年11月)则是星野建华首次以英文方式出版发行的论著。该书由译者自选的九篇有关我国秦汉末期佛塔表演艺术的学术论文组成,其中:
《秦汉毗湿奴如意纹饰》实地考察了从我国西部的金泽尔佛塔到敦煌佛塔、炳灵寺佛塔和Pudukkottai、龙门佛塔等壁画、雕刻中的毗湿奴如意表现方式,深入探讨在此期间的传播与社会变迁的脉落,并由此深入探讨Pudukkottai等地佛塔中的两个潮流:一是东西方的交融偏激,一个是汉写实派。从相同的偏激又可以窥见南北文化的相同负面影响。文章还联络韩国东大寺救世观音所持毗湿奴如意,深入探讨了道教表演艺术由我国传至韩国的有关问题。
《Pudukkottai佛塔藤座式花柱纹饰》一文体现出译者的独有视角。通过对北齐Pudukkottai佛塔中常见的一种花柱方式的进行调查,找出与藤座方式的关联,从而联络到藤座传至我国的发展历程和Pudukkottai佛塔有关溶洞的设计规划历史背景,从藤座式花柱的出现、盛行和逐渐消失的情况,译者指出参与设计规划Pudukkottai佛塔的工人主要有三个集团构成,并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各集团之间的负面影响关系。
《Pudukkottai佛塔第三期毛序纹饰》对Pudukkottai佛塔第三期溶洞中出现的毛序纹饰作了进行调查,指出那些毛序纹饰不仅有象征道教的须弥山及兜率宫等意义,而且同时含有我国现代的七宝价值观。
《北齐夜叉缅齐像》着重进行调查了Pudukkottai、龙门等佛塔及秦汉末期道教石窟碑等材料中的夜叉缅齐形像,比较了印度、西域道教表演艺术,同时实地考察了中原盛行的畏兽形像及其渊源,指出秦汉黄金时代中原以畏兽方式为特征的夜叉缅齐形像是道教表演艺术汉写实派的产物;并从龙门佛塔中夜叉缅齐形像与周边及南方道教表演艺术中的相同,预测了秦汉道教表演艺术存在的地域差异。
《北齐中后期汉民族现代影像》综合进行调查了北齐中后期陕西、河南、山西、山东等地区道教表演艺术中所表现的汉民族现代影像,包括日月图、交龙、鸟衔蛇图、杂技、出行图等。由那些具体的影像中反映出汉代年来我国现代神仙价值观的负面影响,揭示了北齐中后期把汉民族现代因素直接表现在道教表演艺术中已经形成了盛行的偏激。
《新野佛塔畏兽像》以畏兽为起点,从而对佛塔石窟作了全面的进行调查预测,并对设计规划时间作了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阐释了新野佛塔营造的价值观,指出新野佛塔虽然存在很多东晋表演艺术的因素,但很难断定是受东晋负面影响而建的,更多的是如前所述北朝年来的道教艺术和墓葬艺术的融合。
《东晋莲花纹饰》虽然以东晋的莲花纹饰为服务中心,但涉及秦汉黄金时代南方和北方道教表演艺术中的莲花样式。从印度到中亚,到北齐末期北方佛塔中所表现出来的荷叶的方式,可以看到那种半忍冬纹饰的负面影响,而南方出现的新艺术风格也在北朝晚期负面影响及于北方(龙门佛塔)。但从南方的一些荷叶的表现来看,也存在着直接受到印度本土负面影响的情况,表明印度道教从海路直接传至我国南方的事实。
《东晋成都道教石窟》较为全面地预测了成都出土道教石窟的群像构成、背光方式,和佛陀、菩萨、缅齐等石窟样式,特别针对佛像的汉写实派、外来艺术风格及当时我国南北方石窟艺术风格的异同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成都石窟中有意保持一定程度的外来(印度)艺术风格,本地表演艺术家对外来表演艺术的接受也是有选择的。
.jpg)
总之,《纹饰与影像》一书以纹饰和影像预测为核心,涉及道教表演艺术发展的黄金时代和地域艺术风格,对秦汉黄金时代道教表演艺术样式的源流及其文化背景进行深入探讨,有很多新的视角和见解。其科学研究方法对我们科学研究道教艺术史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这里要说明的是:星野老先生论著中所说的纹饰(包括许多韩国研究者的论著中也会用到的纹饰一词),与我国艺术中所讲的图案纹饰的概念相同,是指一个具体的样式。艺术中的样式,用来说明莲花纹饰、毛序纹饰等,与我国语境中的纹饰有非常多的一致性,我国读者较容易理解。但纹饰也可以是飞天的方式、畏兽或夜叉缅齐的方式等。韩国的艺术科学研究中所讲的样式可以包括一些更为具体的表现方式,如莲花纹饰中就包含了多种方式,通过对具体方式的预测和归纳,即可找出样式的基本内涵和表演艺术偏激,继而深入探讨样式的发展源流及文化内涵,最后达到对一个黄金时代、一个地域表演艺术艺术风格的把握,这是韩国研究者非常多采用的科学研究方法。艺术史的科学研究中,艺术风格的科学研究至关重要,我们通过一个艺术风格来把握一个黄金时代、一个地区或者一个画家作品的表演艺术发展偏激。然而对艺术风格的把握,会使人感到不可琢磨,有的人讲艺术风格往往大而化之地讲一个基本偏激(如现代画论中,以品评的方式,简单化地讲某一些特点),那样很难使人对艺术发展史的脉落有深入系统认识。一个黄金时代或地域的艺术艺术风格必须有一些系列的样式来支撑,样式是由具体的表现方式组成的,因此是可以具体感知的。那么,从艺术作品中寻找和提取样式的特征,对样式的整理和归类预测,就显得非常重要。从这个意义来讲,星野建华老先生的《纹饰与影像》一书为我们预测科学研究道教表演艺术中的样式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本文首发于敦煌科学研究院网站。本文译者赵声良,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后赴韩国成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4年起任职于敦煌科学研究院,历任敦煌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院长,现为敦煌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科学研究员。)